荷蘭傳教士Daniel Graviusy在一六六一年，以新港文書翻譯了一本馬太福音。經過三百五十多年，一位來自菲律賓的女婿Edgar L. Macapili，靠著神學的基礎，以及閱讀古荷蘭文的能力，加上南島語言的相似性，有如電影《侏儸紀公園》般神奇，竟然能編纂出版一本《西拉雅詞彙初探》。
讚嘆之餘，我們看到這群祭拜太祖（阿立祖）的族人，卻又不得不為他們尷尬的身分感到歷史的不公，因為，戰後以來，中華民國政府認為他們過度漢化，拒絕承認他們的原住民身分。
在清治時期，滿洲政府根據漢化的程度，將台灣的「土著」分為生番以及熟番。在「非漢即番」，以及「漢等於人」的公式下，熟番被迫接受統治者的循循善誘，選擇努力「做人」（當人），卻必須掩飾自己的集體認同，勢必有萬般地無奈。
在日治時代，殖民者採取比較文雅的修飾，將他們改稱高砂族，以及平埔族，聽來有幾分東方主義般的異國情調。不過，漢化的壓力並未減少，甚至於在一九三○年代之後，由於總督府禁止漢人仕女綁腳，碩果僅存的平埔族終於失去唯一可資區隔的文化特徵。
儘管有皇民化的威脅利誘，日本政府至少在戶籍的種族一欄，註記了「熟」或是「平」。然而，國民政府為了行政上的方便，只承認高山族或是山地同胞，眼中完全沒有熟番或是平埔族的存在，因此，在一系列的行政命令中，讓原本馳騁嘉南平原的獵鹿民族一夕消失無蹤。
原住民族在一九九四年六月廿三日舉行「爭取『正名權、土地權、自治權』入憲大遊行」，平埔族人幡然現身，一起獲邀晉見前總統李登輝。當時的總統府祕書長蔣彥士還大惑不解地問道，為甚麼從來沒有聽過平埔族這個名詞？從此，平埔族向政府要求恢復原住民身分的呼聲不斷。
自來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對於平埔族兄弟的訴求，大體上是抱著樂觀其成的態度；而地方政府也樂於配合舉辦嘉年華會式的活動，希望透過異國情調般的夜祭，來帶動社區的活化。最具有歷史意義的是，台南縣政府在前年成立「西拉雅原住民事務委員會」。
然而，在國民黨贏回中央政權以後，一切都改觀了。原本政府答應成立的平埔原住民族事務推動小組，以及相關的計畫與預算，完全被束諸高閣。
現有資源的排擠，或許是原民會一些技術官僚的擔憂。然而，根據台南縣政府的地毯式調查，目前縣民具有平埔註記者，有三百二十五人，加上其直系血親，也不過五千四百多人，就預算的增加而言，不過是九牛一毛。
如果還有一點疙瘩，應該是過去以夷制夷的歷史記憶。不過，我們在追求閩客或是省籍和解之際，甚至於高談與中國的和平，政府若堅持將同為南島民族的平埔族拒於千里之外，總是覺得時光竟然是在倒退的，令人遺憾不已。
